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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对什么是高层次人才、引进什么样的人，由市场和企业说了算。鼓励行业领军企业自主评聘高层次人才；支持企业生产一线业绩突出的技能型人才破格评职称；对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领域领军企业的急需人才，由企业家自主确定落户条件；对急需型人才，企业提名单、企业家推荐，可直接办落户。

而从资本市场投资者关心的角度看，负债数据也是颇受关心的。尤其是2018年属于资金小年，企业现金流或负债等数据是否健康及风险可控，也是比较关键的。从碧桂园的年报可以看出，2018年国内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趋紧，融资成本明显上升，但碧桂园的杠杆水平和融资成本仍旧处于行业低位。以净借贷比率为例，其仅为49.6%，同比下降7.3个百分点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，碧桂园已连续多年保持了净借贷比率低于70%。类似负债数据继续凸显财务运作等方面的优势。

我作为科学杂志的编委，我最起码要保证我邀请的人他够专业。这个专业跟他在哪没关系，跟他在哪个公司没关系，跟他是哪国人都没关系，要求的是专业属性。他要能够发表客观的看法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澎湃新闻：您发表《致IEEE主席的公开信》，表示要申请退出您所在的两个IEEE期刊的编委会。发出邮件和公开信后，您有预计到会有哪些结果吗？

陈国灿先生1933年10月24日生于湖北省鄂城县，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，本科毕业后师从史学大师唐长孺先生攻读研究生，1958年毕业后，赴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，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。1975年调回武汉大学历史系，先后任副教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1998年退休。曾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，中国唐史学会顾问，中国古都学会理事，甘肃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，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、学术委员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，台湾政治大学、东吴大学、中国文化大学、中兴大学客座教授，《西域研究》《敦煌学辑刊》编委，《吐鲁番学研究》顾问等职。

金灿荣：中国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，首先从物理存在上来说，无论朝鲜半岛问题如何解决，都绕不开中国；第二，中国的态度是劝和促谈，对这次会谈，中国在客观上表示理解，主观上的表态也很积极，两次中朝元首会晤也增强了朝鲜的信心。技术方面的帮助，比如派专机，对中国来说都是小菜一碟，主要是政治支持，中国对这次会谈一直抱有正面态度，这也是会谈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从资源配置、投资者，以及资本市场使用者来讲，都是有非常高的成本。我先说说直接成本，很直接的就是国内投资者因为只能投资于国内资产，所以得到的风险和收益是很不成比例的。我们就拿大盘股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，平均收益率8%，风险用方差来衡量是60%，和美国同期相比平均收益率也是8%，但是风险是20%。相同收益率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是美国投资者的三倍，如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话风险还可以更低。我只是说金融资产配置还有其他资产比如自己的工作，我们的房产，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风险配置的畸形是非常严重的。